山水可名，亭台可名，一草一木皆可名，而书斋之名，尤显风骨。
去年，记者采访一位伏羲文化学者时，得以进入他的“敬羲斋”一观。只见满壁古籍环列，一张大案横陈中央，案头堆叠朱笔批注的手稿，窗边老梅斜逸而出，旁悬题贺中国北斗的书法条幅“用宇宙作陪衬，还万民以安康”。
虽然探访名人故居时常见“某斋”“某轩”“某堂”，但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“活”着的书斋。斋中景象与主人的治学态度，引发了我对书斋文化的无限兴趣。
书斋是一个集读书、创作、修身养性于一体的文化空间，是人们灵魂的栖息地。在书斋之中，人们可以孤芳自赏，可以隐世自娱，也可以慨叹人生，发幽思、抒豪情。探微书斋文化，可自斋名始，因百般滋味，尽在一斋名中深隐。
书斋之名，往往始于对环境的描摹，却不止于对空间的写实。它是一方天地的隐喻，是主人与命运对话的起点。
最负盛名的书斋总以“陋”字点睛。唐人刘禹锡的“陋室”，素琴横陈，金经漫卷，往来皆鸿儒谈笑，出入无白丁喧哗。这方天地虽简，却自有一番“苔痕上阶绿，草色入帘青”的幽趣。
明人桑悦的“独坐轩”既陋且独，更见孤诣。斗室仅容一案一椅，案头唯置经史数卷。宾至无地可旋，主人不迎不送，遂以“独坐”名之。然此“独坐轩”实乃“大观园”，上可求尧舜禹汤之道，下可窥濂洛关闽之心。
桑悦自谓：“遇圣人则为弟子之位，若亲闻训诲；遇贤人则为交游之位，若亲接膝而语；遇乱臣贼子则为士师之位，若亲降诛罚于前。”当其展卷，可为弟子，恭聆圣贤训诲；可交挚友，与先哲促膝论道；可任判官，对贼子口诛笔伐。这般“坐无常位，接无常人”的境况，教人会心莞尔：既与千古魂灵周旋终日，何来“独坐”之说？
陋室不陋，因有德馨流淌；独坐不孤，因与往圣神交。
书斋之名，往往寄托着主人的精神志向，可以明其志、壮其节、励其行。
宋人陆游的“老学庵”别有一番深长滋味。其少年之时，“上马击狂胡，下马草军书”，以保家卫国为己任，奈何仕途多蹇，壮志难酬；老年归隐乡村，却未尝消沉，而是择取师旷教晋平公老年发奋之典，名其书斋曰“老学庵”，以示活到老、学到老，志不衰、节不变。
陆游自叙斋中情景“或栖于椟，或陈于前”“俯仰四顾，无非书者”，直至“乱书围之，如积槁枝”，想起身竟不得行。他称书斋为“书巢”，人如栖鸟，以书为林。这段书斋生涯占了陆游后半生大部分时光，他晚年所做的诗歌文章，大多诞生于“老学庵”的灯影摇曳之中。“老学庵”三字，成了他心境、心志与人生观、爱国情的最佳凝练。
元末章溢隐居匡山的“苦斋”颇为奇绝。据刘伯温所述，“苦斋”所在高山险峰，四顾峭壁环绕，白云缭绕，北风凄冷。于此幽绝之地，植物、蜂蜜、溪鱼俱带苦意。然而，栖身苦地，起居“苦斋”的章溢，却另有一番说辞：“乐与苦，相为倚伏者也。人知乐之为乐，而不知苦之为乐；人知乐其乐，而不知苦生于乐……井以甘竭，李以苦存，夫差以酣酒亡，而勾践以尝胆兴。”这种对“苦”的追寻，也体现了主人对“天将降大任”的提前准备。后章溢果出匡山，助朱元璋开明朝基业。
书斋之名，是主人精神的镜像，亦是历史风云的镜像。
醇亲王奕譞的别墅唤作“退潜”，书斋题名“九思堂”。
奕譞乃道光帝第七子，光绪帝生父，又因参与辛酉政变得慈禧信任，封醇亲王。然其偏要“退潜”，必要“九思”，其中意味，颇堪玩味。“九思”出自《论语》，谓君子当有九种思虑：视思明、听思聪、色思温、貌思恭、言思忠、事思敬、疑思问、忿思难、见得思义。据说，奕譞在受封亲王当日，于九思堂中“九思而得”，写下一篇“治家格言”，开头即是：“财也大，产也大，后来子孙祸也大。”
这般作态，自有其缘。晚清政局，波谲云诡，纵亲王之尊，亦难保全。奕譞虽得慈禧宠信，然伴君如伴虎，于是退潜以避锋芒，九思以保周全。其子光绪登基后，奕譞仍上疏言道：“愚以为诸事当先请懿旨，再于皇帝前奏闻。”斋名见心性。奕譞的“退潜”与“九思”，是生存之道，本无可厚非，但这般心态蔓延于庙堂高位者，政治岂不萎靡，国家岂不衰败。
有“退潜”者，也有“饮冰”者。一退一饮之间，可见主人心事。“饮冰”二字，出自《庄子》，言人内心焦灼，非冰不能解其热，表达了忧国者的焦灼与热忱。戊戌之后，梁启超亡命日本，横滨办报，以笔墨续其维新之志，以“饮冰室”为书斋名。他在《自由书》中解释说：“庄生曰‘我朝受命而夕饮冰，我其内热欤’，以名吾室。”书中文字，字字皆是从五内焦灼中呕出。所谓“内热”，非关一己之“退潜”，实系天下之忧患。
4月4日，这是在天津梁启超纪念馆“饮冰室”书斋内拍摄的展品陈列。新华社记者 孙凡越 摄
记者曾探访位于天津的“饮冰室”旧址，见多有年轻人在“无负今日”牌匾前驻足留影。此四字是梁启超1925年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同学录所题。百年流转，这四字不仅承载着“何惧流年匆匆，但求无负今日”的惜时本意，更生发出“无负今日盛世”的惜世之意。
爱书的人到了上海，总不免去“思南书局”走一遭。那栋小楼原是柳亚子的旧居。与如今“思南书局”的雅致不同，当年柳亚子为书斋题名时，用的是“活埋庵”三字。淞沪抗战时，柳亚子避居法租界，眼见山河破碎，生灵涂炭，而自己却只能困守一隅，岂非活埋？考“活埋”斋名，并非柳亚子独创。元代胡道玄有“活死人窝”，明末徐树丕亦有“活埋庵”。大抵乱世文人，常有此等心境。后柳亚子迁居香港，又题斋名为“羿楼”，“羿”者，射日之英雄也。
书斋之名，终究是心之名。斋名虽小，却承载着中华文化“物我合一”的哲学思想。一方书斋，不仅是读书治学的场所，更是安顿心灵的家园。重要的不是名称本身，而是在命名中寄托自己的精神追求。毕竟，书斋真正的匾额不在檐下，而在读书人“为天地立心”的精神家园。（田策）
